prophet

《莫斯科的答案》Ответы в Москву

老板的约稿，1.7w

配对：苏斯洛夫X安娜·托卡耶娃（原创）

　　

　　*

　　

　　天空在头顶无耻地冷笑。一发又一发的火炮像流星般在我头顶的天空炸响，如陨石直直砸落在身畔。我端着步枪，背着无线电台，竭尽全速沿着外高加索崎岖的山路奔跑着。褐色的长发湿漉漉沾在脑后，不断有枯草在我的脚跟被炸成碎屑。我听不见身侧的人，也看不到身后的战友，只听见胸口传进颅腔的粗重喘息。

　　

　　愤怒和恐慌滚烫地刮过我的皮肤，流淌在空中，如水中的鱼般淹没了我。阵地上坑坑洼洼都是残留的碎屑，和泥泞中发臭的血迹。一赶到下个阵地，我就跳进了战壕，把背上的电报机迅速甩下，小心递给联络兵，他看我的眼神已经没有了大惊小怪“居然是个女兵！”事实上，女兵在前线越来越多了。据说为了抵抗法西斯的入侵，连空兵也开始招收女飞行员。有时传信兵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她在灰色的帽檐下露出羊毛般柔软的金发，或是与我一般褐发褐眸。那双明亮柔水般的眼眸一片肃杀紧绷。每当看到这样的脸庞，我的目光都会不禁停驻，在心中徘徊发问：她也是大学生吗？也来自莫斯科吗？有时，我为自己不顾一切来到这里后悔，但一想到礼堂中他的演讲——那句“难道生命是如此宝贵，竟然要我们向希特勒屈膝投降？为了祖国，我宁可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流尽。”我沉重缠起的双腿像是又充满了动力。

　　

　　我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转移了。敌人像狐狸一样狡猾，像狼一样凶恶，他们不是为了和堂堂正正的骑士一样击败我们，是为了消耗、毁灭我们。而我没有退路。一寸又一寸都是我的祖国。我沿着泥泞翻浆的道路，弯着腰一路做规避子弹的路线，奔跑得就像是轻风，吹拂过高加索平原。我的脚掌透过靴子连接着大地，可胸膛中充满了愤怒，对战争的愤怒，还有仇恨。仇恨武装了我。在战场上，我不是女孩，也不是大学生，我只是一双端着枪的靴子。没有姓名，没有性别。我跳进了战壕。“托卡耶娃中士！”联络员大喊着，他接过了我背来的电报机，又给我递来水和小半块列巴。我又渴又累，毫无形象得瘫坐在墙边的椅子上，抓起一个刻了“集体农场”图案的搪瓷杯喝水。前线一块干硬的面包已经是弥足珍贵的食物，他们还是优待了我。我不止一次看到游击战里有人把老鼠打死了煮食，老鼠都长得很胖，在法西斯屠刀下死去的一具具尸骸边游荡。有一次，一发炮弹在我身边二十米远的仓库炸开，八八炮的威力把一个战友碾成了肉块涂到墙上，那座放弃的木屋后来让十八集团军的一支连队夺回时密密麻麻布满老鼠，没有人去猜测它们是怎么繁殖的。

　　

　　一般来讲，他们不会让女兵上前线，而是派我们做些传递情报、分析电报的文职或勤务工作。但德国佬的炮弹并不认识人。自我穿上了这一身灰色的军服后，过去的那个文静、爱美、爱文学和普希金、也爱干净的莫斯科女孩彻底消失了。我没有空思考这些，除了炮火、死亡就是饥饿。一棵新的枝桠渐渐从我的躯干里长出来，在灰扑扑的汪洋大海中探向天穹。春意盎然，天空在战壕上冷笑。只有见到他时，我才能想起莫斯科的学院里无忧无虑的日子。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教授曾经是我的导师，但在这片高加索地区人人都喊他书记——苏斯洛夫书记。他常来游击战的前线走动，鼓舞人心，在认出我之后，每次来他都会特地将我留下关照几句。“安娜·托卡耶娃同志，游击部队的思想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他不能像学院中一样喊我“安娜”，因为这是冰冷残酷的战区。但那双蓝眼里残留的一丝眷恋关怀足以让我心花怒放。我微笑了下，他一定也读懂了我眼眸中不能言说的含义。他一次脱口而出说：“我担心你——”这令我雀跃一周，直到下一周，我又见到他。

　　

　　我们都不知道战争要到什么时候停止，自从克里木地区被敌人闪电般攻下、罗斯托夫被夺走，战火像是要燃烧到橙色天空的尽头。命运将我的祖国和我的党推向了残酷、冰冷的世界战争。我在莫斯科的两年听到前线的惨状心急如焚，但战况越危急，《真理报》的宣传却越一边倒的盛气凌人。当我得到他及时撤出罗斯托夫的消息，一阵巨大的庆幸击垮了我，我喜极而泣，几乎晕厥倒在沙发上。玛丽亚不明白我为什么哭泣，但我已明白我无法逃脱，有一张大网已经把我卷起，像飞蛾扑向火焰，我来到了前线，来到我的宿命。

　　

　　我记不清多久我没有美丽的新衣服了，洁净是最大程度的自我救赎。每次他来之前，我会在脖子里围着一朵丝巾。后来米哈伊尔告诉我，他记得很深，那时坐在人群中的我就像一片仓促灰原色原野里珍珠白色的小花，明亮得仰头看着他。

　　

　　他和我有同一个信仰，我们都是党员。他是我的导师，是我的爱人，也是点亮我的光。

　　

　　*

　　

　　没有战役时，前线部队会去打游击，而我和几个女兵抽空去树林间晒晒太阳。她们会读家人寄来的信，唯独我没有。我来到前线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一个是我父母被送去了不知名之处。在苏联，那只代表了一个地方。我常常深夜梦见那一夜，我在学校参加文法课，回到家中，只看到妹妹玛莎坐倒在一片狼籍的客厅中嚎啕大哭。被推开的窗户口灌进咆哮的冷风，冷地几乎把人冻僵的客厅里炉火零星，花瓶碎地，母亲最喜欢的牵牛花散落在地上。橱窗抽屉翻得乱七八糟。“蓝帽子来过了。”我从玛莎短促不成词句的哭泣里拼凑出了真相。一瞬间寒毛直竖，怒发冲冠，我抱紧了幼妹，恨不能冲向贝利亚的眼前，可我的拳中空空如也，甚至没有一把步枪。我哥哥雅各布作为飞行员在前线的斯大林格勒中和另外六十万人一样勇敢无畏的献出了生命和忠诚。但内务部的魔鬼只要凭借一句编辑部里的谣言就能将人肆意抓走折磨。人人都知道，朱可夫元帅当年是从行刑场上救下来的。在第二天，玛丽亚就发起了高烧，肺炎很快夺走了她稚嫩的生命。当泪水一滴滴落在她喊着妈妈牵着我冰冷的手心时，我发誓我永远不会原谅这群刽子手。

　　

　　他静静听我说了这件事，在前线的战壕里，他望着泪流满面的我，眼神充满了悲伤：“安娜，我很抱歉。”

　　

　　大清洗，那三个可怖的字词在空中幽灵一样沉默回荡。

　　

　　“不是你的错，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教授，”我擦掉了眼泪，贴紧脚跟站地笔直。他的目光凝视着我，却像透过我看向众生。他仍然在轻轻道歉。我说：“我只是想证明我是个合格的党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您教导我们，您曾是我在学院中唯一的精神支柱，我的信仰让我的脚步追随到了这里。”

　　

　　为了祖国，为了信仰。不是为了任何人，因为我已经没有任何人。

　　

　　我没有告诉他的是，在几个月后，内务部把我被证明是清白的父母放了回来——但母亲已经近乎于失去的半条命在发现痛失爱女后彻底崩溃。她像风吹的柳絮一样倒了下去。我父亲托卡耶夫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越发沉默，有时神神叨叨得念着我听不明白的哈萨克语，很快被送进了河郊的精神病院。一夜之间，莫斯科少了一个文字编辑，像是抹去报端一颗不起眼的灰尘。莫斯科再没了我的亲人，我在乎的人，我信任的人。我的首都对我来讲变得那样地陌生，就像灰色墓碑上浅浅的刻痕。

　　

　　“你可以叫我米哈伊尔，”他的手轻轻放在我的脸颊上，拂去我的泪珠。我握住了他的手，这是第一次我触碰他有力的温暖的掌心，像是在冰冷的空气攫取了一些暖阳。我笑了一下，轻声说：“您可以一直喊我安娜。”

　　

　　他没有立刻收回手。

　　

　　**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收复后，我再一次重新见到他，是战后时隔八年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八年前，因为一则荒谬的流言，莫斯科把他从立陶宛调回了首都。他们认为那个接电话的人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遗孀，他也从来没有透露过我的身份。在阿拉木图的外交部晚会大厅中，他越过人群，姗姗而至，再度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心中几乎猛地一阵跳动快要停滞。在一群大腹便便的政治委员中，他是那样光彩夺目。他更消瘦了，斯文镜框依旧，人群中他沉默而寡语，或许是这几年激烈的政治斗争也沉甸甸压住了那双锐利的眼眸——这些年哪怕隔着几千里，我都能感知莫斯科一次又一次的地震。他不是那天外交晚会的主人，尽管背着外委会主席的头衔。因为名号只虚表象，真实的权力分量取决于克里姆林宫的中央。因为他的学生赫鲁晓夫对他起疑，他就只能在大厅的某个角落站着，像是局外人，随时要被迎面拍来波涛汹涌的海浪清扫下悬崖。但这并不是我出现在这里的理由。

　　

　　“阁下，您是否要一些酒。”我扮作酒会的招待，挽着头发，捧着酒盘，就像无数穿梭在礼堂中的中亚面孔站到他的身侧。

　　

　　他转过头，灰色的瞳孔看到我时急剧收缩。他沉默了片刻，快速地说：“安娜？”

　　

　　那双眼眸曾和我深深灵魂相连，他的唇瓣曾与我额头相抵，而今却隔着遥远的时空长河。我一下子看破了他眸中分明的痛苦。我低声说：“我是奉命来保护你的。”他明白了，接着快速点点头。似乎不自然地想抹去一些秘密。我站到了他的身后不起眼的角落，他忽然转头问：“是否有拿破仑牌干邑？”我心底一颤，接着心脏猛烈加速。时隔那么多年，我的心仍是轻易为他震颤。这是他最钟爱的烈酒，也是我第一次品尝的烈酒，我还记得他烛光下微笑的脸庞。那么多第一次，曾献给他……

　　

　　从卢比扬卡大道接到档案起，我就在期待着，这一刻我默默巡视大厅四方，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人群在错综复杂的对话中游曳，有人想要他死去。因他曾是苏维埃意识形态的掌舵者。但我深知，“有人”或许不仅仅是来自西方的敌人。有没有马林科夫？有没有红宫的意思？我不知道，也不猜测，我一直以来的训练都不是为了提问，我的职责只是在于服从。

　　

　　从他突然不辞而别，我离开卫国战争的战场退役后，卢比扬卡大道一双看不见的手将我选中。在一层又一层漫长的煎熬审核中他们问了我一遍又一遍问题，像是拷打挫刀火星四溅铁匠。“安娜·托卡耶娃同志，您的父亲——”这是一个漏洞。“我的父亲一直是忠诚的党员，他经受得住党的考验，只不过是因为个人家庭的冲击，他陷入了暂时无法恢复的悲伤。”

　　

　　“安娜·托卡耶娃同志，您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表现十分出色，您的上级甚至为您申请了红星勋章。”

　　

　　我说：“我不是为了获取荣誉而战斗的，我是为了保卫的我祖国，我是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去战斗的。”

　　

　　他问：“什么是你的信仰？”

　　

　　脚下的这片土地，与我共呼吸的人民。

　　

　　你要理解，在最后他忽然说，被克格勃选中是一种更深的考验，你将没有个人的生活，要全部奉献给你的国家。你唯一能信任的是你的战友和同志，但有时，他们也会背叛。我们与帝国主义的战斗表面停止了，但它实际上转入了地下，转入了更残酷、狡猾的角落，所以我们需要最坚强的战士。我们需要你。

　　

　　我想了想，看着他黑暗的双眼说：我没有任何个人的包袱和牵挂，我愿意奉献一切。这将是我的荣幸。

　　

　　“这是我的荣幸，”我取来烈酒，慢慢在他的玻璃杯中倒出，琥珀色的酒光折射出大厅的倒影。他早能猜到，既然是我就会为他备好一切。我对卢比扬卡没有完全说实话，因为我的心中还有一个秘密的牵挂。我把它放在我的祖国和信仰之上，它曾被斩断，但现在我能看见它断裂的两端在空气中挣扎着想要重新连接。时隔多年，他青云直上、出入新闻报端，我走入黑暗世界。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还是过去的那样。

　　

　　苏斯洛夫问我：“您在过去几年——”

　　

　　我微笑了下。这是不可回答的。

　　

　　他的眼中划过冲动，抿了下唇。我敏锐联想到，莫斯科给他的压力究竟有多大，竟让他高大削瘦的身影显得疲惫，权力是一种危机四伏的游戏，也是一种致命的解药。

　　

　　在酒会临近结束时，我注意到一个人套着灰色大衣似乎喝醉一般摇摇晃晃、踉踉跄跄走来，他的一手掏进怀中。我灵巧一个箭步从苏斯洛夫的身侧窜到前方，刚刚好挡在他道路中间。我看到他从怀中即将掏出的东西——木质的枪托。这一刹那，我飞快从盘起的头发上取下一枚发卡，那是二局制造的一个巴掌大小的灵巧注射器。借着银托盘的遮掩，我猛地扎进他的胸膛，死死扣住他的手腕。他朦胧的眼眸猛地锐利，又顷刻涣散。我扶起他的手臂，问：“先生，您是否喝醉了？”这时，同样扮作的酒会侍从的队友已经敏锐发现异样靠近，他们把麻痹近乎瘫倒在地的嫌疑杀手带了下去，就像是带走一个醉汉一样，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我转回头，准备回到警戒岗位。他却凝视着我轻声说：“你的头发又留长了。”

　　

　　我这才意识到棕色的长发垂落下来，柔软地覆盖在肩膀上。

　　

　　*

　　

　　“您应该知道，我的职责只是保护您。”我轻声说。

　　

　　他英俊的面容微笑了一下，有一些戏谑：“我和谢洛夫还是挺熟的，是否还要我向他打个招呼？”

　　

　　我沉默片刻，转而说：“您已经遭到了一次刺杀，我有理由相信，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我盯着他：“此刻最理智的做法是您立刻回到莫斯科。哈萨克毕竟不如首都的保卫力量安全——”

　　

　　“不，”他摇摇头，望向深夜中的街道，“这时候我回莫斯科更危险。”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的含义，红宫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巢穴。我答应了他的请求，事实上，我在哈萨克拥有权限能够做出一切决定。但在随他坐上公车回大使馆时，我却想到倘若我没有这个权限，我是否还会不顾一切与他一起——为了保护？为了追随？又或者，是此刻在汽车后排的空气中流淌的不明暧昧。我看着窗外夜色柔和的灯光闪烁着，剪影一道又一道落在我的手背，像是穿梭回时空过往，幻想是我不拥有的奢侈。车停了，但一片安静。他疲惫地靠在车里，闭着眼睡着了。

　　

　　我凝视着他的睡颜，这一刻他的脸庞英俊又温和，像是变回了学院中我的教授，像是高加索平原上曾躺在我身侧酣睡的恋人。我眨眨眼，可记忆遥远已去，我们的世界如此遥远。我伸出手想去拍一拍他膝盖上的手背，但他在那一刻醒了，他睁开眼，握住了我的手。

　　

　　我颤抖了一下，这回是我没有立刻收回来。

　　

　　***

　　

　　在一九五五年，我回到了莫斯科。卢比扬卡大道建筑里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人人行色匆匆。如果一个不明真相的外来人闯入，或许会觉得这里像一个商业交易所。一群乏味的电报员在走廊和部门间穿梭，没有人会想到这是联盟最深不可测、令人恐惧的秘密情报和反谍安全部。这次回来，我没有第一时间见到令人厌恶的谢列平，在克里姆林宫中，我接过了一枚勋章——而颁发的人是新任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我没有问苏斯洛夫看到我的名字出现在授勋名单时的波澜，就像他没有问我去年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档案上的颤动。我们总是不期而遇，然后被命运推远。但这一次，在军乐里他替我佩戴上闪闪发亮的红星时，轻声说：“见到您很高兴，托卡耶娃同志。”

　　

　　有那么一瞬间，我几乎深溺在他闪亮的深邃眼中。

　　

　　卢比扬卡给我放了半天自由假。我离开宫殿，沿着大道默默行走，夏季的莫斯科是难得一见的生机勃勃，红场上一片又一片鸽子飞舞盘旋。一种难以形容的宁静击中我的嗅觉和心灵。没有郊野泥泞搅散、陷入指甲盖的土壤，没有汗水针扎般刺痛我的眼睛，没有火药味久久缠绕我的十指，血腥在这里的空中几乎不可闻，像诗歌一样不可思议地美好。而我格格不入、不知所措。

　　

　　我就坐在广场边缘的木椅上，鸽子跳过我的脚边，我没有面包屑可以喂它们，只好轻轻地垂手。隔着晚霞，我的胸膛中近乎敬畏地仰望着祖国，云朵像沸腾的水花翻过宫殿顶端的天穹。一瞬间，我所感知的只有人的渺小和世界的巍然。大道另一侧通向办公大楼，我知道他的办公室在第几楼，也知道玻璃窗面朝哪个方向，我不由想，当他站在窗边眺望红场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大约不是和我一样的苍茫，他看到的是一个联盟，一种凝聚的信仰，一种广袤大众力量和智慧才能缔造的奇迹。但这背后的代价是什么？我获得的这枚勋章背后是几个搭档和文职情报线人的“消失”。我们都知道消失意味着什么。但是，“不惜一切代价”……谢列平下令除恶务尽，没有一个叛徒能逃脱苏联。莫斯科办公室中的一句话，换去的是数不清的生命，然后他们若无其事在报告书上写“无事太平”。这是我们的祖国。红场红砖下的土地已染了上千年鲜血，敌人的、同志的、你的、将来也会有我的。而白鸽依旧翱翔。

　　

　　我孑然一身，也无路可退。

　　

　　在这个莫斯科夏季的午后，我看到的不是列维坦的美丽油画，也不是普希金的壮丽诗篇，我看到透过他的双眼的苏联——集体农场的农民沧桑哀愁的面容，困苦不安的工人，边疆加盟国中少数民族的反抗起义，这些就堆积在卢比扬卡档案室中。我历历在目，而有人却熟视无睹。我们的信仰是否还有希望，道路该通向何方？没有人能给我答案，只有微风轻拂。

　　

　　一整个下午我一直坐着没有站起身，直到暮色里一个人影走到了我的跟前。

　　

　　“您还没有吃晚饭吧？”

　　

　　我抬起头，戴着毛呢帽，双手缩在外套口袋中，我几乎像一个笨拙的惊讶的女学生一样看着他。

　　

　　他穿着朴素的灰色大衣，深灰色的陈旧西装里戴着最熟悉的蓝色领带，他的发丝在一阵晚风中飘起。他风度翩翩微笑了下，彬彬有礼地说：“请允许我带你去莫斯科最美味的一家餐厅。”

　　

　　**

　　

　　车辆穿过大街小巷，往城市西侧而去，穿过十余条路口，直到停留在一片居民区的小路之间。我很惊讶他竟是自己开车，没有司机。一路上车速永远适中，我甚至能估计出他一直规规矩矩地开在六十码之内。他替我拉开车门，指着马路对面一家叫“红色方场”的餐馆，歪头示意说：“我一直在这里吃了很多年。”路上显然没有人认识他是谁，自从回归中央后，他很少在报端抛头露面，几乎低调地像是幕后的影子。俄罗斯饭店的主人倒认识他，径直把他和我往最里面的角落位置带。看到我坐下时，他忍不住微笑起来。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同志，您笑什么？”

　　

　　“您一进来就坐在能看到所有人的地方。”

　　

　　我也笑了：“职业本能。”

　　

　　他坐在对面，两手在桌上交叉，轻声说：“我从来没有带任何一个人来过这里。我相信，越少知道的东西，越能保护它的纯正。”

　　

　　一股杏仁般的苦涩在喉咙口淤积，我眨眨了眼：“我很擅长保护秘密。”

　　

　　“但这是我做错的地方，”他摇了摇头。我忍不住惊愕地看去，他双眼诚恳：“安娜，倘若您还能允许我这么叫你，我欠你一个道歉。”

　　

　　“都过去了。”我回答说，不由自主地垂下眼。真的过去了吗？那些幽灵般的回忆为何还会席卷我的梦，那些战火纷飞，那些学院中无忧无虑，一个对视，还有他细密的吻，为何还会在这一刻身临其中？

　　

　　“但您相信命运巧合吗？”

　　

　　我抬起眼，他正深深地看着我，像是要刺穿我的心脏。我紧紧攥着桌面，强作镇定。当年他的沉默无疑是在保护我。后来我从流言里打探到，斯大林得到了他妻子的告状，一纸调令强行把他调回莫斯科。若我被牵扯进去，将会是什么结局？谁又能在贝利亚的手下救下我？但这是属于理智的声音，是当那段无措、哭泣、无依无靠的秘密伤口愈合后，我才能沉静地如此思考。在感情上，我怨恨他。他的抽身离去几乎带走了我的信仰，像是从我身躯中生生地扯走了另一半，我世界的色彩都消失不见。我恨他，却依然渴望他。

　　

　　“我不愿意相信巧合，米哈伊尔，共产党员不相信命运巧合。”

　　

　　“那这一切就是必然，”他说，“我们注定相逢，注定相爱，或许未来还会分离。这十多年来，我仍深爱着您。”

　　

　　我想，他怎么能这样残忍。

　　

　　我摇着摇，几不可闻地脆弱抵抗着：“不。”

　　

　　他轻轻牵住了我放在桌上的手，掌心一如既往地温热，像当年的那一股暖阳将我覆盖。他说：“请不要把我当作共产党员，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历史长河中渺小的人，然后遇到了另一半。”

　　

　　我凝视着他，他从我的脸庞上读出了什么？

　　

　　“……如果有什么是我后悔终身的，就是那天我不该不辞而别。”

　　

　　我叹了口气，店家正好把汤和面包送了上来。我注意到他看到我们握着的手，挑起粗粗的眉毛。我的脸突然红了，但米哈伊尔没有松开手，他开始一个个轻声介绍前菜，用的什么麦子，烤的是什么工艺，熟悉的就像是他自己家。我很难以纯粹的客观判断这顿晚餐是否是莫斯科所有餐馆中“最好吃”的，因为我再度读到了他的心。我们重新开始交流起文学，我说起德国的汉娜·阿伦特，他没有感到意外。在这个小餐厅里，一种自由自在的讨论是被允许的。恍惚间，我像是远离了政治的战场，回到了大学学院的课堂。这是个避难所，我瞬间明白了，他需要这里。

　　

　　而他把我带来了这里。

　　

　　苏维埃的前路在哪里？这个问题几乎就在他的脑海、在他的舌尖、在他的心脏里恒久回荡，随时将从那忧郁的眼眸中倾诉而出。如果我们的信仰是灵魂的皈依，那么他是我们灰衣的主教。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想走上另一条道路，但没有人知道这会通向何方。他走的太急太不顾一切，甚至要动摇每个人曾依赖二十年的根基。南斯拉夫，国际共运，他几乎是用一种轻快、忧虑的语气谈起东德和西德——我静静聆听。我曾在史塔西呆过一阵，那一切是我亲眼所见，战败国人民的无力和眼眸深处、民族深处的茫然，而他隔着几千公里之遥一语中的。“如果不改变……”，我意识到，改变这个词在他的口中出现的最多。

　　

　　“修正主义”的言论罪，我缓慢地想，那是扣给我父母的罪名，仅因为他们当初撰稿了一篇文章。

　　

　　**

　　

　　夏夜容易使人忘却莫斯科严冬的寒冷，夜色像细纱的梦，笼罩了城市的恶。我情不自禁跟随他来到了他在莫斯科郊野河畔的乡间别墅，他叫它“蓝巢”。一路灯光变得稀疏，乡道上几乎无人，只有映着模糊晚霞的栅栏与树林，我与他像漫游在星野的孤魂，连时空也变得漫长，就好像我们永不分离。

　　

　　在一楼的客厅里，他放了一支斯特拉文斯基的慢调，向我伸出手。我轻轻依偎在他的肩头，就像是回到了罗斯托夫，他第一次邀请我舞蹈。我没有问他为什么不放那一首肖斯塔科维奇，因为肖的优美音乐诞生于恐惧和压抑中，就像一个准备好了行李随时等待战火冲锋或处决，在漫长阴郁寒冷的冬季发现窗台上绽放的花。卫国战争结束了，斯大林死了，我们也不再听肖斯塔科维奇。我却仍想起当年战区中简陋的房屋，当乐声从战场广播中响起，隔着木窗遥远胜利欢呼一片模糊，他向我伸出手，我们的第一支舞。

　　

　　我凝视着他轮廓分明的侧颜，而今原野寂静。我的脚步随着他踏动，灵魂随之摇摆，他轻轻吻着我的发丝。“安娜，”我听见他的声音从胸膛中传来，沉沉的像是充满无法衡量的感情。

　　

　　我轻轻抬手指，抚住他的唇。我仰视着他烛火下浅浅的瞳色，不必出口，我明白全部。我爱他宽阔的肩膀，在夜色里微微蜷曲，我爱他的发丝染上星光，他的眉间布满刻痕。轻抿薄唇的男人通常严肃薄情，但我甘愿扑火。我亲吻他的唇，虔诚不带情欲的轻柔触碰，几乎像是初冬第一场雪。

　　

　　他将我拖入一层更深的梦。

　　

　　占有，亲吻，依偎，互诉衷肠。他急切地拢住我的肩膀、手掌划过我的脊背，缠上腰，划过衣衫贴上炽热的肌肤。他宛如莅临领土的君王，点燃了火炬，将我的灵魂焚烧。他捧着我的胸脯，我缠上他的唇瓣。我妄图在唇齿交缠里索取，或者给予，他的眸中布满暗沉的渴望。这炽烈的感情将我们从皮囊的枷锁中解脱，像是我们不再是人，而是动物，不是动物，而是无形的灵魂。理智抛下，言辞抛下，世俗所见抛之脑后。“我爱您，”他天籁般的承诺又似乎太轻了，他问，“您的心是否仍然不变？”

　　

　　我颤抖着几乎要化在他的怀中：“是。”他将我带上床第之间，坠落像天鹅绒般柔软的丝绸上。他摘下眼镜后是另一面亲昵的狂野，发丝散乱，肌骨起伏，动作近乎于粗暴和急迫。“让我在灯火下看你，”他说，我在哭泣，他转而轻柔地劝慰，不要哭泣。

　　

　　我的指尖缠着他的发丝，我当然爱他。在我二十岁遇见他的那一刻，我的余生就被这个男人牢牢掌握。我有时候觉得我是爱了他一辈子，一千年，只是直到莫斯科大学礼堂相遇的那一天我才发现——他是我灵魂之根。他是阿多尼斯，我的枝桠苞蕾为他带来的春天绽放。可春天会离去，他的指尖锁住我的掌心，就像我一场又一场无望的追逐，命中注定要坠入情网，而后堕入尘埃。我怎能恨他？我怎能怨他的不辞而别？怨他的残酷索取？恨他的急切占有？分明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寸心脏都在为他欢呼。哪怕是疼痛，也是我自寻的欢愉。

　　

　　我轻声说：我爱您，米哈伊尔。爱让人痛苦、让人偏执，他能否明白我是如此地爱他。我颤抖流下眼泪，我是在向不可能回应的神灵祈求一段等价的爱。在他带来的狂风暴雨中，我几乎要被扯碎成一朵浪花。我知道日后我会为此付出代价，可只要这一刻、这一夜能停留地更长……

　　

　　我的一瓣瓣心脏已经被扯落在地，灵魂却悄悄升腾而起，在缠绵中抵达至乐的天堂仙境。他为何还要轻柔吻我的唇，既然我已为他伤鳞遍体？

　　

　　*

　　

　　晨光如月色一样寒冷苍白，六点准，我睁开眼，少已习惯独身一人。当年如果不是他在夜里离去，就是我在清晨时先离开。没有人能停留在另一人的生命中。可这一次，我却闻到厨房飘来的香味。

　　

　　“您在做燕麦粥？”

　　

　　“您要蜂蜜还是鸡蛋？”他转过头来问，戴着眼镜，浅灰色的衬衫上围着厨裙。我披着衣衫赤脚站在地板上，几分发怔。我从没见过他这个样子，像是组建一个家庭。一种未知的、危险的链接在空气中荡漾。他不该抛掷出希望，这只会是一场空的追寻。

　　

　　“您会为我的手艺震惊。”他说。我坐在桌畔，早餐只有煎蛋、牛奶、咖啡和燕麦，还有水果——这几年来，对水果人民终于不用再心存感激。政治局的高层都在享用鱼子酱，牛排和高级烟草，他却开着旧车，坚持每日自己做简单的饮食。马克思预言过的这群红色贵族已出现，像盘踞在红宫的恶龙，而他陈旧的灰色西装显得单薄而格格不入。

　　

　　***

　　

　　我很快意识到他需要我的原因：一个逃离莫斯科的避难所和情人，这是其一；一个秘密的来自安全局的战友，则是其二。哪个会更重要些？如果我还是一个普通的女学生，假如我不曾被卢比扬卡点中，而是在战后回到莫斯科、和我的父亲一样加入报社当一个文字编辑，我还会与他相见吗？他还会与我再续前缘吗？有那么多的可能道路，横贯在我们之间。但我不相信命运的偶然，那么这就是必然。我注定要被卷入他波澜起伏的一生。

　　

　　作为特工的行踪是严格又自由的：只需要按时向卢比扬卡汇报。最高层的人秘密拿捏着所有木偶的丝线，掌握所有的秘密，安排这个人去做这，另一人去做那。我们的天堂空空如也。在一些人眼里，或许和行尸走肉没有区别。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所有人从踌躇满志直到发疯或叛逃或隐退，少有能不发疯的人，就逐渐坐上谢列平的位置：从木偶变成木偶师。这样的道路是忘不到尽头的黑暗，我的老师在史塔西告诉过我，不要想前路有什么？这不是因为麻木，这是为了活着。

　　

　　敌人的生命不是生命；叛徒的血不值得怜悯；牺牲是为了更伟大的集体利益；这些我早在战场上便已知晓。无须多言，只需缄默。

　　

　　在斯大林时代，知道太多不是好事，那几乎意味着随时随地在刀尖上走。但一无所知在政治上意味着绝路，与交出性命任人刀俎没有区别。对他的困境我观察中再明白不过，赫鲁晓夫忌惮他，因为他是从早期就跟随斯大林最坚定的一批人，但又有求于他——他甚至也是赫鲁晓夫的老师。而一旦要走另一条路，没有人能替代他，替代“头号思想家”去执掌苏维埃的理论构建，他是苏维埃的灵魂。他缔造了半个世纪的苏联。

　　

　　但他的对手——“格奥尔基同志最近似乎有十分危险倾向，”他在清晨一路驱车将我送回莫斯科，在离克里姆林宫还有一些距离之处，停下了车。这座城市在臣光里到处充满了庸俗和无聊，但这正是一种怎样的气派。只有在红场的克里姆林宫，人在这里几乎不能生存，仰望的笑脸如白雪皑皑，向下却是污垢和血。

　　

　　他在早餐中已提到马林科夫的名字，这是第二次。他一定知晓卢比扬卡的准则条例，聪明地没有让我为他做什么。

　　

　　我说：“不存在没有鬼的沼泽。”

　　

　　我不相信马林科夫曾站在缠着黑纱和花圈的斯大林肖像前，却不为他被迫将“第一”的位置让出毫不后悔。

　　

　　他笑了笑，忽然问：“你下次什么时候回莫斯科？”

　　

　　我惊讶侧头来：“您还希望见我？”

　　

　　“别犯傻，”他摇摇头，忽然有些悲伤，我曾看到过他这样的神色，“我真想一直和你安静生活下去，安娜。可这是奢望。我太孤单了。”

　　

　　那一瞬间我意识到，他的天堂，“马克思”的天堂，或许也一样空空如也。我们不过是两个孤独的人顾影自怜。

　　

　　*

　　

　　档案室位于卢比扬卡大楼的中间几层，这是我们的大脑。狭长的走廊昏暗地就像陈旧的社区图书馆，几个区域的门牌号并不完全按照顺序排列，错综复杂、堆积如山，就好像是战场的小径。最多的是来自各地汇总的安全事务报告，包括来自立陶宛的少数民族，犹太复国组织，乌克兰的民族分裂分子，每日源源不断增加，一个又一个特工被派出，被标记为“失踪”。我记得上一次激增还是在 1953 年 3 月。而今日，我再次走出电梯，这里一般很难遇到别人。

　　

　　“安娜·托卡耶娃同志。”一个令我厌恶的声音慢吞吞叫住了我。

　　

　　谢列平靠近，目光划过我夹着手中的档案，又看了眼后方的编号，皮笑肉不笑：“您对党史感兴趣？”

　　

　　如果是有什么是他和贝利亚相似的，那就是他们都嗜色如命。他就像一只臭虫，绕着赫鲁晓夫爬来爬去。

　　

　　“为了清查鼹鼠，”我说。

　　

　　“马林科夫与莫洛托夫彻底完蛋了，他们竟然妄图发动政变。一群小丑。幸好昨天朱可夫元帅将他们镇压了。”

　　

　　“——反党集团，”我平静地耸耸肩，我昨天才回到莫斯科，就接到了新的任务。所有事中，莫斯科的任务是我最厌恶的，但回到这里能再次见到他。

　　

　　“克格勃不介入政治，但永远忠于国家，”谢列平满脸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赫鲁晓夫同志在期盼着结果。今天下午，苏斯洛夫书记在党内会议上痛斥了马林科夫过去效仿法西斯，会议开了整整三小时。我很看好你，安娜……”

　　

　　直到夜色降临，我再次来到莫斯科郊外那秘密的别墅。夜里苏斯洛夫进门看到我时没有太过意外，他见到桌上的新档案时也没有说话。次日，我又带着相同的档案离开。物归原处。一切交流都无需多说，就像半年前那份记载了马林科夫的过往内幕的档案，称述了他主张成立类似法西斯冲锋队的组织，还有受提拔的内幕。

　　

　　我数不清有我们之间多少次无声的交流，不需要言语，一个眼神，一个未尽的暗示，我就懂得他的全部。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一个恋人，而是出于他的战友。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没有人比我更渴望真正的信仰——在一群只知道争权夺利的政治局委员里，他是如此夺目。只有他在思考民族的命运与未来。我知晓他，就像熟悉我的大脑，熟悉我的心脏，我的手足。如果还有谁能将缓慢沉没的联盟和共产国运救出深渊，那只有他。而倘若目的可以正义化手段，他的胜利会是我的胜利。

　　

　　“我需要你很优秀，很优秀，但不是为我。我们正处于战争中，处于铁幕后。敌人绝不会心慈手软。假如祖国烟消云散，我又该在何处安放我的灵魂？”

　　

　　假如祖国烟消云散，我与他都将化作尘埃。这是我们没有硝烟的卫国战争。

　　

　　他从来不会说出要求，我也不问后果。我知道这是为了保护彼此，他用一些只言片语的暗示，让我从蛛丝马迹寻觅这张覆盖了苏维埃的大网下沼泽中的幽灵。一点一滴，直到汇聚成他的答案。

　　

　　这一座秘密的郊区小屋像是一个让人不断深陷其中的梦，像漩涡将我绑住，望着常常手握铅笔研读列宁著作的他，我可以忘掉丑陋世界中、令人意志消沉、麻痹无聊的灰暗种种。因为院中种满蓝铃花，他叫此地蓝巢，春天时那是与天空与远处河流一样湛蓝，就像所意喻的浪漫、深刻。

　　

　　这一份档案的名字被涂黑了，所以谢列平没有觉察到。但在少数没有涂黑的地方仍能看到首字母：Н. C. X. ——尼基塔·赫鲁晓夫。

　　

　　***

　　

　　历史的海浪或许会专挑某些日子凝聚出波澜壮阔，拍在岩石上白色泡沫。当一个人走的太远，想要以英雄主义挑战世界，就会被推翻摔下山巅。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晚，我离开黑海坐上飞机回到莫斯科。事情已经结束，在最后我依然没有扣动扳机。我第一时间去找了谢米恰斯内汇报，晨光中，他一脸疲惫的在卢比扬卡大楼的办公室中接待了我。

　　

　　“做的很好，托卡耶娃同志。”

　　

　　“无论如何，他仍然是我们的总书记。”我说。

　　

　　“不在是了。”他摆摆手。

　　

　　我是被派去保护赫鲁晓夫的，谢列平挑选了他的门徒执掌组织，但勃列日涅夫野心勃勃，他想直接用暗杀解决麻烦，克格勃内部有人或许未尝不对此感到心动。讽刺的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在我们暗中保护时，还在黑海之滨的别墅中度假狂欢。

　　

　　白天通告广播响了起来，我耐心等待到黑夜的相逢。宛如镜像般，十一年前，斯大林死后他的一切被推翻，如今换成了赫鲁晓夫，就好像轮回的宿命。在心底我每一分每一秒急切地渴望见他。他已经回到了梦寐以求的舞台正中，苏共中央书记，“第二人”的宝座，在此之后长达三十五年，无论荣光、背叛、崛起或坠落，他都将共起共落。我有时候怀疑他是与国家、与一种主义结了婚。他在这一次的惊变中扮演了什么？背弃自己的学生，却是为了苏联。拥抱黑暗诡谲的莫斯科之夜，他终于也变成了一个铁血无情政客，而这值得吗？

　　

　　我们需要的是“新苏联人”，他曾满怀朝气的说，共产主义要基于国际、基于泛民族的思想。可少数民族实际存在。

　　

　　当我走进屋中时，一片黑暗，只有轻微的呼吸声，他端着酒杯坐在壁炉前，寒风从窗户外吹进来，将人浇地透心凉，窗外的雪映照着月光。我关掉了窗户，窗外的月色下田野黑的像是深渊。我点亮了灯。

　　

　　“安娜……”他从酒精中抬起头，目光聚焦了好一会儿，露出祈求和呼唤，那样的神色几乎让我心碎。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我单膝半跪在他身前，抱住了他冰冷的身子，我抚摸上他的脸庞。松软的皮肤下分明的颧骨与我掌心相贴，我长长地停顿了一阵，好一阵只有我们的呼吸声，“您想要什么？”

　　

　　我看见他的眸中倒影着我，一种迷恋浮现而起。他吻上我，只是唇齿相依。但我没有放纵他的情欲，因为我们彼此心知肚明，他需要的不是情欲。他需要的是亲密的、永恒的、同志战友的情谊。我握住他的手，呼唤说：“米沙——”

　　

　　他哀伤地说：“我别无选择。”

　　

　　社会主义是红色的，那意味着永恒的斗争、永远的鲜血、和永恒的信仰。我轻声说：“我知道。”

　　

　　“赫鲁晓夫是错的，我们必须走发展工业和福利国家的发达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倒向资本主义。您也知道，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了……斯大林时代意味着什么，只会让所有人民都起来造反！我们承担不起错误社会主义路线的代价：国家会为此崩溃……而唯独思想领域中，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现阶段的矛盾日趋尖锐……必须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坚决斗争到底。”

　　

　　“我知道。”

　　

　　我轻柔抚着他的发丝：“国家经济快要崩溃，这是正确的。”

　　

　　“我还记得当年他在红色学院里的时候，他总是那个举手问问题的同志。”

　　

　　“勃列日涅夫一定会让他回莫斯科，还要领退休金，到时候您可以再去看他。”

　　

　　“不，”他神色冷硬下来，“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我一下子明白了我的失误：“不，您不会了。”

　　

　　这就是我们的莫斯科。赫鲁晓夫走的太急太不顾实际，他几乎不懂马列主义，只有空空如也的激情。于是，苏斯洛夫选择了另一个新的学生，勃列日涅夫登上舞台，还有柯西金、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但从今天起一切决议都将经过他的同意。因为他是勃列日涅夫的大脑。

　　

　　“组建「新苏联人」才是摆在国家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务……安娜，我能看到国家在解体，就因为自由世界资本主义不切实际幻想的侵蚀。少数民族期盼着他们的鸿运到来。”他冷冷说，这一刻我从他眼中望见愤怒，和一种对时代彻底消失的恐惧，“阿塞拜疆人觉得他们是殖民地，波罗的海很多人家里保留着带希特勒肖像的邮票，许多立陶宛人比起苏联人更喜欢德国人，还有很多俄罗斯人情愿选择沙皇时代。”

　　

　　“——我们别无选择。”他重复了一遍，“您会理解我吗？”

　　

　　他的无情我早已知晓分明，封杀高尔基散文的是他，驱逐索尔仁尼琴出境的是他，流放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院士的是他，要拉扎列夫自杀的也是他。但我在深夜中没有后退，我静静握住了他的手。因为按下扳机的那个人是我，和我的同志。

　　

　　“永远，”我说。我又把他的手引向小腹：“而我们还有希望。”

　　

　　………《A. T. 记录手稿》

　　

　　***

　　

　　安娜·托卡耶娃披着针织毛衣外套，把铝皮热水壶放上灶台，再从厨房柜子陶瓷茶罐中取出一小撮格鲁吉亚红茶，放进迷你不锈钢茶炊里。清理这只半人高的茶炊需要不少时间，整整花了她一个下午才让它恢复闪闪发亮的光泽。自退休后，她就住在这座莫斯科东南郊外的大河北岸的乡间小别墅，内部装饰蓝色花卉墙纸，简朴但温馨，产权则属于莫斯科市委会。这屋子里几乎全都是她和米沙布置的，她喜欢花，米沙喜欢契诃夫。年轻时她有过一头乌黑浓密的漂亮黑发，现在已变得浅褐，夹杂着些银丝。米沙曾说过，任何男人第一眼瞧见她，如果不是被那头秀发吸引，就是那双棕色的带着异域风情的眼睛。但岁月似乎对她额外宽容。安娜举头望了眼正咕咕报时的飞鸟挂钟，下午六点。

　　

　　“客人要来了，”她自言自语着。

　　

　　屋外暮色已经降临。安娜把烤盘里的小饼干一个个整齐排好，就像卢比扬卡大道上列队的年轻人，再把它们放进烤箱里。水开了，就在她把热水冲进茶炊的时候，她听到了屋外敲门的声音。

　　

　　“弗拉基米尔？”她打开门。

　　

　　一个穿着白风衣、大约不到四十岁严肃的青年人站在门口。他机警打量了一番四周，接着才走进玄关：“真抱歉在这样的夜晚打扰您。”

　　

　　安娜笑了下：“请您等一等，饼干也快好了。”

　　

　　弗拉基米尔曾经是她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他跟着走进会客室，匆匆说：“我是从列宁格勒赶来的！因为事情非常紧急。”客厅内壁炉右侧是高高的红木橱柜书架，左侧是一张铺着深绿呢子布的写字台，边上放着一个玻璃柜，塞满了主人收藏的来自远东、中亚和欧洲的工艺品。他在餐桌边坐下，点了支烟，等安娜从厨房快速拿着装满红茶的茶壶回来后，他才说：“我是来找答案的。”

　　

　　安娜扬起月牙般的美丽双眉，恬淡地说：“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瓦洛佳。”

　　

　　“不，您一定知道，至少卢比扬卡那边招供说，您知道，您有着知道一切的钥匙。”

　　

　　弗拉基米尔举手时牵动了背带上的枪套。安娜却不紧不慢递给他一杯茶，似乎丝毫不为所动。在这一刻她温柔的眉眼显得有些过分冷静刚强。

　　

　　“您口渴了吧，先喝点茶。”

　　

　　弗拉基米尔盯着她片刻，顺从地举起杯子猛地一口灌下，舌尖上的丝丝甜茶似乎消解了他的急躁愤怒。

　　

　　安娜说：“我已经很多年不在卢比扬卡了。”

　　

　　“八年了。”他伸手比了比，忽然鼻尖闻到阵厨房里传来的香气，现在他开始觉得有些饿了，“您看看，他们现在将组织弄成了什么样子，克留奇科夫甚至把坦克开上了红场。再这样下去，苏维埃该怎么办，党该怎么办？”

　　

　　他前倾身子，碧绿的像是年轻狼一样目光里有祈求：“而只有您才能帮我！”

　　

　　“您这是在逼讯吗？”

　　

　　“不，我只想要答案。”

　　

　　安娜锐利的说：“我是哈萨克斯坦出生的，我相信哈萨克斯坦会是苏维埃坚定的直到最后一刻的盟友。”

　　

　　“这不只是您一个人的战争，”弗拉基米尔憔悴地摇了下头，“波罗的海三国一月已经脱离，现在亚佐夫的叛乱也镇压了。”他注意到安娜的手指紧紧攥着桌布沿。苏联分崩离析，迫在眉睫。“您也不想要他一生建立的事业毁于一旦吧！”

　　

　　她不由自主轻声倒抽了口气，脸白了几分，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他提到“那个”名字。弗拉基米尔又大大抽了口烟，吐出一道烟圈。“灰衣主教——这是苏联人管那位幕后操纵造王者的称呼。这一刻他好像觉得自己回到了史塔西合作的地牢里，这温馨的红绿配色的莫斯科小屋中，他曾经的老师变成了他需要从最终掏出情报的敌人。老实说，他不太明白苏斯洛夫为什么会将重要的“答案”藏在一个前克格勃手里？而“答案”又是什么？为什么克留奇科夫会提到苏斯洛夫？一团团疑云布在脑海里，但如果不能找到它，那么现在已经濒危的联盟就像是全境深处还埋藏着未知的地雷！这太可怕了……

　　

　　“您知道他们说什么吗？他们说，苏斯洛夫书记如果还在就不会这样！他们指着戈尔巴乔夫的鼻子破口大骂，说他搞得经济改革毁了苏联，毁了俄国！”弗拉基米尔紧紧盯着她的表情，他有种直觉，他似乎再加把力，就能从她这里得到一切。

　　

　　“我拒绝了他们。”安娜抗拒道。弗拉基米尔觉得呼吸悄悄停滞了。她说：“我没有做任何事，八月十九日我安静地郊外。”

　　

　　“但您的沉默就告诉了他们——那个答案！”

　　

　　“瓦洛佳，坐下来，”安娜皱起她细细的眉毛，责备道。在她严厉的眼神里，跳起来的弗拉基米尔挫败地坐回椅子上。

　　

　　“我不是在指责您，安娜，我知道您渴望的是安定、是和平，但是，我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里，您能明白吗？”他的语调沉重下来。

　　

　　“您是代表谁来的？瓦夏，”安娜尖锐地反击，“总书记还是叶利钦？”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的目光闪了下：“现在我负责组织，也只有我知道这一切。我恳求请您像当年教导我的一样，像您在史塔西时候的那样……告诉我该死的真相。”

　　

　　“不，我不会帮助叶利钦。”安娜说，“我不会背叛米沙。他已经为苏联奉献了他的一生，他遗留下的任何东西都不该交到一个分裂分子手里。”

　　

　　“如果我发誓，不会告诉总统呢？”弗拉基米尔轻声说，看见对面的眼睛闪烁了一下，“就算是为了卢比扬卡，就算是为了我们克格勃，不能再出第二个克留奇科夫了！一九八六年我就在普里皮亚季，那件弥天大谎，赔上了上万条性命！可他们甚至还不肯公布名单。自那件事后，不止我，我们都很迷茫。未来在哪里？安娜，您告诉我，还有未来吗？”

　　

　　“您还记得您进克格勃时候的那些宣誓吗，瓦洛佳？”

　　

　　“不，我是受够了这些陈词滥调！难道伟大的事业竟然如此崇高，竟要牺牲民众、践踏民主宪政去达成吗？”弗拉基米尔愤怒地说，“您知道我从列宁格勒一路来看到了什么吗？我看到民众在纪念塔上画 SS 党卫军符号，还写苏联是刽子手！”

　　

　　安娜见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却没有阻止他。这些痛苦似曾相识，像幽灵一样笼罩着这个房子里曾站立过的另一个男人。她平静地说：“请允许我先拿一些烤好的小点心饼干来。”

　　

　　在她去厨房的功夫，弗拉基米尔沿着地板上的花纹走到壁炉前，他的眼睛落到了瓷器摆件边上一张银相框里的彩色照片上，忽然震惊地丢掉了手里的烟，他睁大眼睛，不知所措地问：“您和苏斯洛夫……”

　　

　　安娜的脚步停在他身后，端着手里热气腾腾的饼干说：“是的。”

　　

　　一阵恍然大悟忽然冲刷过弗拉基米尔的脑袋，一切都明白了。相框照片上的苏斯洛夫罕见地微笑着，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依偎，她的另一只手则拉着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孩。那女人就是年轻一些安娜，弗拉基米尔欲言又止。“他是谁？”

　　

　　“他叫雅各布，他在一九八六年时候，就在普里皮亚季。”

　　

　　弗拉基米尔的脸色变得霜白：“我很抱歉。”

　　

　　安娜坐了回去：“可您今天来，并不是为了苏维埃，瓦夏，让我们开诚布公吧。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曾思考了很多，尤其在他的晚期，您知道，在高层呆的越久，获取的各类情报就越多，幸运的是他是个喜欢记录的人，他把他所思考的内容，他对未来的看法……都记录了下来。”

　　

　　“您是说他对未来已经有所预料？”

　　

　　安娜笑了笑：“这几年来，我一直在等一个人，有时候我觉得等不到了。但您今天说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想法。”

　　

　　“您是说……”

　　

　　“已经没有苏维埃了，”她说，“我的使命应该结束。”

　　

　　弗拉基米尔打了个冷颤，到这一刻听到这句话，他发现他完全没有做好准备，背后都激起了冷汗，一种恐慌击中了他，几乎让他方寸大乱。

　　

　　“有些人，比如克留奇科夫，对苏斯洛夫有种不同寻常的崇拜，他以为只要再倒回哪个时代就会解决问题，但这是幻想。瓦夏，我们或许失败了，但人民不应该被拖入地狱。您是否想过，您即将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

　　

　　安娜几乎将他的野心看穿，弗拉基米尔意识到他在她的面前宛如一只透彻的羔羊。“当民族主义兴起，当你们把过去的一切否认，将历史重新改写，红色贵族会变成别的什么颜色，但人吃人的制度不会改变——这些我都一次次地经历过了。”

　　

　　“但是，不应该将人民拖入地狱。”弗拉基米尔脱口而出。

　　

　　安娜叹了口气，她若有所思说：“或许，还有一些希望。瓦夏，你还没意识到你索求的东西多么沉重——这不是份礼物，这是肩膀上的负担，这会是野心家的助燃剂，是迷路者的地图——目的的正义也会正义化手段。但我要换取一个承诺，一个不是共产党人、而是战友的承诺。”

　　

　　“是什么？”

　　

　　“你可以忘掉宣誓，但你永远不要忘掉人民。”

　　

　　在弗拉基米尔还想说什么的时候，她起身上了楼，这一刻，他才发现她的脊背削瘦，棕发无暇地垂落在针织衫上。他记得第一次在史塔西看到安娜·托卡耶娃作为他们的教官走进来，他那时候才从大学毕业，迫不及待地证明自己的忠诚和对国家之爱。而如今他的祖国在危机边缘，如羊羔即将被丢向狼群，谁能来力挽狂澜？又要多少年？有人老了，有人死了，一个时代永恒过去了，唯有窗外的月色依旧高悬。

　　

　　弗拉基米尔拿走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许多黑色、棕色封皮的笔记本。在他离开前，他站在门口时感伤地问：“我再也不会见到您了，是吗？”

　　

　　安娜点了点头：“是的。”老师和学生似乎永远都会这样。弗拉基米尔没有问她是否会回到家乡。站在玄关中，安娜将帽子递给他，忽然开口说：“另外，关于雅各布的事，我还没有说完。”

　　

　　她露出了追忆的神色：“他在十八岁入了党。那天，是他和大学同学去那儿旅游。核电站的事情发生了，当地居民紧急进行了疏散，但消防员不够，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他们就去了。他和三个人一起勇敢的去了反应堆地下，处理了水下系统，确保了辐射重水被排空。我没有为他申领勋章。他也不属于官方的三十一人之一。直到死亡，我们都为他骄傲。”

　　

　　弗拉基米尔的脸庞突然涨的通红，他想说出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这一刻，那份公文包里文件似乎灌上了铅块。前方的道路是什么？回到莫斯科的一路上，车上广播里播放着戈尔巴乔夫的紧急讲话，他终于明白了这个答案，这比他想象的要远远沉重地多。

　　

　　（完）

胡言乱语：额，猜猜弗拉基米尔是谁？（还用猜吗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