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phet

虚构OC女主，伪回忆录，半年前的脑洞，或许很久也写不完了

《故乡》

　　片段1

　　 

　　 

　　我出生在一个春夏交际的月份，历史上的那一天，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到我长大一些后才知道，在千里之遥的汉城，夏天还没莅临的脚步被一阵枪声无情打断。而举起命运的枪支的，就是我的父亲。

　　他的形象在我年幼时刻一直是很高大的，和外人形容的一样，我的父亲朴正熙沉默而严肃，但他特别喜欢我。不光是因为我是家中最小年纪的孩子缘故，或许还因为我出生的日子——1961年的5月16日凌晨，那天，他发动了后世称之为政变的大业。于是，在那个黎明，他的命运和我的都改变了。在产房中的母亲痛苦嚎叫的黎明，父亲正握着指挥棒站在汉江大桥边，成为那有史以来最不幸的军人。

　　母亲说，我出生时候啼哭声特别响，都吓了她一跳。后来我的小名叫做“牡丹”，从中可以看出我父亲的喜爱，迷信让他将我视为命运女神带来的吉利象征。“你是我们家的宝贝。”这是我母亲说的话。我一直到三岁才有了现在的名字：朴槿和。

　　但我出生后拥有的记忆，并不是青瓦台。我和母亲一直在新塘洞老房子生活着，直到我三岁，才搬家进了青瓦台。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老房子里的一个电扇，还有母亲身上一股松子味。后来我在庆裕洞的家里也种了棵松树，现在它已经长的很大了，秋天的时候松果会散发出母亲相似的松子味，我又仿佛回到了童年。

　　那幢小而陈旧的老屋的记忆非常散乱。至今回想起来是一张陈旧的围棋桌，我的母亲很喜欢教我下棋。也许是在那时候，她借以打发时间的并非是和幼女天真烂漫的落子，而是透过棋盘黑白厮杀背后那看不见的忧愁和寂寞。那种忧郁的表情时常会出现在我母亲身上，而今我越回忆，越是想念她。我过早的失去了她，那是段非常痛苦的记忆。

　　从小我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数字天分，对我来说，关于数字的游戏似乎格外令人着迷。自小到大我参加过各种学校里的竞赛，想想那时候真是天真，我完全没意识到，老师告诉我“女子不能参加”后续的竞赛后，我也没有抗争。后来我才知道，一部分原因是韩国确实没有女子组数学竞赛，另一方面是父亲处于安保的要求。他和母亲并不想我活在聚光灯下，连去上学都是隐姓埋名后化作远方亲戚的孩子。“青瓦台的公主”并非一个很美好的称呼，我的大姐从小到大为了建立总统一家的模范生活，承担了许许多多的压力。而他们希望给我一个安静隐秘的童年。

　　但我对于数字的天分随着年龄增长不减反增。尽管父母并不赞成，但是我还是跳级读完了中学，大约在高中前的那个冬天。一回夜里，总统秘书室长跑来商量一组首席递来的经济企划数字，父亲已经换上了睡衣，他们忘掉了客厅里边上的我，或者还以为我在安静地玩耍。当我听到一连串数字和关税、出入进口的时候，我问：“难道这两个乘起来不应该是这个数吗？”

　　父亲抬起头来看我：“你怎么知道的？”他难得没有责备我。

　　金秘书室长核算了一遍，惊讶的说：阁下，公主是对的。

　　父亲盯着我，我回答说：我看完了书后，就把书房门口茶几上的那本经济学也看了。

　　那本书是父亲随手放着的，里面还夹杂着手稿，对于嗜好阅读，但心智年幼的我来说，当然分不清什么是模型，什么是五年规划，还以为那是书里一样的某种假设。父亲没有责备我进出书房。他揉了揉自己的额头：“你喜欢经济？你知道多少？”

　　“经济是流通的学问，”我照本宣科说，对自己的话语一无所知，“我想要考进大学，读经济系。”

　　那段时间，因为第一次石油危机，父亲正在恶补经济学的知识。但无论如何，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的豪言壮志是让人吃惊的。“为什么不读电子工程？”父亲后来在我考上大学后的那晚问我，我想了想，不得不承认说：“如果您放在门口的是一本电子工程的书，或许我就和大姐一样，念电子系了。”

　　如果人生轨迹照这样发展，我会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和数字与政策打交道。但我的人生在十五岁的那一个暑假改变了，那天我在家中遇到后来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这一切要从我母亲的意外死亡说起。我十四岁那年的光复节，一个韩国左翼分子的轮转手枪里射出的子弹，夺走了母亲木槿花般灿烂的生命，也将我父亲的感情彻底地冰冻了。那天我没有在现场，学校组织了在礼堂观看直播。当电视里母亲雪白的身体中弹倒在椅子上，被警卫员匆匆抬走时候，我只记得哗一下站了起来，大脑变的一片空白。班里人疑惑看着我，但是父亲却在刺杀的文世光逮捕后，又站了起来继续演讲。

　　很久以后他冷静的致辞声还会在我脑子里回荡着。那个男人的外壳永远是如此的冷酷而不近人情，近乎于一块岩石。我让警卫室接走赶到医院时候，两个姐姐和兄长已经坐在急诊室外，父亲站着。我抓住了他的手，他摘掉了墨镜，抬头盯着红色亮起的急诊灯，双眼一片空白，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父亲并没有一直以为的高大甚至身型瘦削。但他定定站着。我望见边上站立警护室长手里捏着两件东西，是母亲一只雪白的鞋子，和她白色的提包。

　　那件事对我们家庭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不仅是一个家庭失去了母亲，一个国家失去了国母，它对所有人产生的创伤一直遗留着。就像家忽然空了，青瓦台前所未有的空荡过，失去了欢笑声。我的大姐对宗教产生了不正常的依恋，我的哥哥开始诉诸声色排遣，而我那段时间夜里无法入睡，常常半夜去敲我父母的卧室门，开门后只有我父亲一个人。他试图让我睡觉，但最后只是陪着我入睡。但我对父亲表现出的依赖，和大哭时要找母亲的胡乱发言，有时候父亲只以沉默应对。我的精神失眠直到一个月之后才慢慢康复。

　　惊天动地的刺杀案之后，看上去似乎最不受影响的父亲，其实变化至深。他变得偏激、消沉以及疑神疑鬼。他只信任少数人。而在这么多试图开解他的人中，全斗焕是他少数信任的可以自由进出的人之一。那天下午是周日，青瓦台没有会议，刚从外事访问回来的父亲遛完狗，和他在客厅接待室里看电视。我端着水果走过去。恰好听见他们兴高采烈地说着拳击比赛。通常来说，父亲对子女是管的很严厉的，他不允许我们随意接触政前的人物，只除了母亲死后代替出席活动的大姐。

　　当时，全斗焕摘掉了帽子，浑身洋溢着股全神贯注看比赛的激动兴奋，父亲在边上放松带笑望着他，就好像看一个儿子。汉城的小道传说里，他是我父亲的“义子”（养子），在传统意义上这是和亲儿子一样分量的人。他插科打诨，幽默的解说比电视上的讲解员还精彩。他拿着比赛的那个尼日利亚选手笑着说，“阁下，你看他这一左拳，简直是鱼儿打尾啊！”我听了也轻轻一笑，放下切好的梨。恰好，全斗焕和我抬起头的眼睛对上了。我朝他行了个礼，他的眼睛停在我身上有好几秒，不知为何，我觉得脸庞有些泛红。

　　“父亲，”我匆匆说完，曲了下身，转头就走。

　　那天我穿着白色的碎花裙，后来全斗焕告诉我，他看到我时候很惊讶，虽然我不记得幼年见过他，但他想的却是：原来小时候见到过的公主，都已经长大了。我的眼睛很亮，肤色很白，他或许是因为此对我印象深刻，但又是什么时候萌生了好感？这些是未解之谜。

　　在那天好久之后，我都想到父亲罕见的笑和客厅里愉悦的气氛，还有全斗焕少将幽默的话语。他是个怎样的人？这个疑问一下子吸引了我。

　　十五岁的我还不知道这一单纯的吸引是好奇，还是本该无疾而终的暗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见到他的次数变多了。他算是半个家人，有时候讲话“仗着阁下的宠爱”俏皮而有些憨直，我猜测这是他故意树立的模样。毕竟他是个军队中的嫡系，而不是那些口蜜腹剑的政客。但我也明白，父亲其实很喜欢这种有人仗着他宠爱恃宠而骄的事，这让他觉得全斗焕把他当作一个长辈、一个人，而不是座神像。我猜测，他们军人出身的都或多或少有着样的敏感。二人相似的穷苦出身背景，更显得对彼此认同而惺惺相惜。

　　我对他的关注持续着，在十七岁时候，学校杂志社说要举办采访。不知怎么，我问父亲：我可以采访几个现役军人吗？

　　父亲问：你想要谁？

　　几个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正规军人吧。我说。您有人选吗？

　　那你找全司令官吧，他刚刚调回汉城来。

　　 

　　 

　　片段2

　　 

　　全斗焕这个人有根深蒂固的军人思维，他处理事情始终带着一种严厉而匪夷所思大胆冒险的味道。一旦他受到压迫，只会更激烈强硬反弹，而坚决不会屈从。我一直被他这一特质着迷，就和围绕着他的许多人一样。

　　我的父亲朴正熙是他的偶像，他把他当作父亲一样尊敬和崇拜。曾经不止一次，他在私人谈话中用到他来自我激励，成为我父亲的继任者在他看来是一种无限荣光和战战兢兢的事情。他也会不惜一切延长他遗留的政治痕迹，因为在全斗焕一生所受的教育中，军事的一面占据了大多数，而朴正熙的权力道路，无疑是他唯一见到的一条确切的、他认为最荣耀的、爱国的成功道路。

　　他深深被我父亲的成功着迷偏执，毋庸置疑军人服从上级的那一面忠诚战胜了他身而为人的批判和怀疑性。或许，韩国历史上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最初的时候把他当做一个政客，而不是一个军人来看待。

　　他对民｜主活动的厌恶是延续在第四共和国的一贯高压政策下的，加之对朴阁下身后和他遗留的势力可能要遭到的清算的本能反攻，让他毫不犹豫迈出了危险的一步。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卢泰愚、还是二许，还是李朴，都只是次要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来自于他内心：在他看来，对朴正熙的批判是无法容忍的，这动摇了他的全部世界观。

　　这大可窥见他的内心，我对他来说是一个聆听者，而不是战利品，他常把我视作告解的战友，分享许多的秘密。对朴正熙的批判，在全斗焕看来，就是对他自己的批判，绝不容忍。当我指出：“你对我父亲太过崇拜，就像是迷恋你自己。”时候，他严肃地说：阁下是大韩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

　　个人崇拜是很危险的，我提醒他。他十分喜欢我谈及这些敏锐的问题，这给它一种安全辩论的空间，因为无论如何，我只是属于他的容器。无论是盛夏的果树，还是秋天的松叶，或是冬天的霜雪落下时，他在我的怀中觉得是安全的，许多秘密埋葬在庆裕洞的府邸中。

　　阁下就像星星，他在1980年5月事变前对我说。我担忧地看向他指向的庭院上方的银河，遥远，那些星星随人所愿地命名、观测，永远流淌在历史的长河中。

　　而您是我的太阳。我轻声说。

　　他的那句话我至今无法忘记，他说：金乌鸟有十只，直到被一一射落，留下唯独的一只。从此天上就只有一个太阳。

　　我的担忧和报纸上与日俱增的冲突变得愈发明显，他和卢泰愚讨论后，决定用北傀的事件作为突破口，延长戒严和民众的戒心，而这需要和日本交流。我建议由财团交流，得益于父亲时的建交，我和濑岛龙三一家人很熟悉。但随着局势的变坏，他也变得疑神疑鬼，来去匆匆，偶尔在镜子里看见我梳妆时忽然一言不发，走到我面前命令我站起来。

　　我日复一日觉得他陌生。但在我们的关系来得及破裂或中止之前，5月23号，我将他匆匆叫到了庆裕洞。

　　到底是什么你让我这么着急赶来？他穿着军装，眼泛血丝明显睡眠不足，还有点生气。

　　我穿着宽松的韩服裙袍站在庭院里看着他，轻声说：我怀孕了。

　　 

　　全珍熙。

　　这是新生儿的名字。珍是珍宝的意思，无论男女我都觉定叫他这个名字，1981年1月某日他出生在汉城的一家医院中。父亲那栏登记的是全斗焕的名字，医生保密了这点。关于姓名，全斗焕没有和我争论，他自从得知我有喜的消息后，在日常事务上突然态度大转，顺从地令人惊异，好似把珍熙的降临，当做了一种上天的允诺和恩赐。

　　我们之间那道看不见的裂痕被迅速抹去了，他宣誓就任总统，修改｜宪｜法，组建五共，与各国修复外交关系，出国访问，忙的二十四小时不可开交，他需要我就像是一个锚点，出于对我所就读专业的信任，他让我处理过经济的企划。

　　我的姐姐也在出生那天赶到了医院，她陪着我时，悄悄告诉我，全阁下在手术室门口转了两圈，又被叫走了。夜里我回到家中醒来后，看见他戴着眼镜一手摇篮一手查着字典。

　　槿和，他说，你要喝水吗？

　　我出了一身汗，面部浮肿疲惫，我实在没想让他看到我这般的样子。见我摇了摇头，他还是指着字典说：我们儿子的名字叫什么？

　　全珍熙，我想好了。我说。

　　他关上了字典，走到我的床前坐下。这个名字很好。

　　李夫人知道了吗？

　　他有点尴尬地点点头，我猜是的。

　　我说：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呢？

　　他伸手来擦了擦我脸上的汗珠：我想等你醒来，我想陪着你们。

　　你可以做任何事，我开玩笑说，只是你明天还要开会呢。

　　如果你想的话，我就把它们统统取消。他低下头来愉快地说，槿和，作为总统，我的权力可以说是无限的。

　　 

　　片段3

　　 

　　无拘无束，权力枷锁暂时的消失了，烦心事也远离了，他在庆裕洞里感受到的就是这种纯粹的天伦之乐。我看到他身为父亲的一面，和所有人一样都有缺点，溺爱孩子，狡辩而不承认。

　　而离开庆裕洞，他又变成了哪个不可一世的总统，一个军事独裁者。

　　庆裕洞中的我则是朴阁下低调的小女儿，我们家族的传承都交给我的姐姐和哥哥。我安逸于不必出现在公共视野里。但这可能曾经引起过他不必要的内疚，他一次说过，我没法让你走到前台，接受国民的祝福。我笑了下，可是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有你和珍熙我就足够了。他似乎认为，作为朴家的女儿，我本该拥有一段完美的婚事。但我深知，我们这样的女儿是没有真正的爱情的，那样不幸的光明婚事，对我没有丝毫的吸引力。但我毫不犹豫利用了他的内疚心理。

　　他常常来我在庆裕洞的住所小住，探望珍熙。有时候是他产生一些国事明显的困扰，而我们只是喝喝酒，唱唱歌，像一对平常的恋人。但他也会和我争执，有那么几次场面变得很暴力，在5.17事件后，他心神不宁，而当我建议不应该抓捕金总裁时，他很明显的大怒了。他质问：怎么？他也来见你了吗？并用力抓着我的手，后来养好淤青后的我才知道，金钟泌与卢泰愚的秘密会见让他紧张。而他应该是通过情报部获知了这一点。

　　但每一次当他激动造成伤害后又会迅速内疚不安，全斗焕的内疚表现并非是来曲意讨好，或者说他的讨好方式令人印象深刻，第二天在醒来后他直接取来了一盒土方药膏替我包扎，并警告我：我的脾气不是很好，看吧，你不要和不好的人来往。

　　他不是道歉的人，要他道歉简直比登天还难。

　　所以我只好把他替我扎好的手缩回袖子里，然后抚摸着他的脸庞，轻柔的亲吻了下他。他喜欢我亲吻他，有时候他很明显惊异于我的年轻美貌，并为得到我的钦慕而窃喜自得。但在我看来，男人的感情是不确定的，不永恒的。

　　我不确定我们相识多久他才对我产生了一种真正的依恋，而非简单的肉体愉悦。但我确信的是，在卢泰愚事件时，他表现出的冲动一面侧面反映了他或许已经深度依恋上我们的关系。这和全斗焕与李夫人之间并不一样，尽管媒体总是把他们吹捧歌颂为模范恋人与夫妻，但他们更像是亲人，是全斗焕的支柱。而我，对于全斗焕来说或许是一种冲动、吸引，我们间的关系没有世俗婚约，却更类似于爱情的纯粹。

　　但你很难说清楚这个男人是否有爱情，口头说的情话很难让人在事后当真，但是，他的一些行为能让我有所预感。而这种回报，是导致我对他无法抗拒的原因。我对着很多人承认过我爱他，过去、现在或未来，依然如此。

　　当年我父亲得知我的不检点事件——指我十八岁时大胆对全将军告白后，他大发雷霆，威胁要把我送去美国。我当时不知道是全斗焕或是我姐姐告的密，但是没多久，1026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一切。我父亲当时就问我：你年纪这么小，你懂什么爱情？

　　我说：在我看到他和您坐在客厅里，手舞足蹈说着拳击赛的时候，我就无可救药爱上了这个可爱的男人。

　　他说：全斗焕是个军人，他是个很危险的男人！

　　我说：但我听很多人说他很单纯。

　　我父亲的判断一直是对的，全斗焕和卢泰愚待他如父，而1026事件后，他的复仇心逐渐为权力欲望蛊惑和替代。又出于对清算岌岌可危的担忧，促使他走上了和父亲相同的道路，举起了命运的枪支。这些复杂的因素，组成了他们那样不幸的军人，他们胸中的单纯爱国心和野心交织着，面对混乱现实的无法容忍最终促生了维新前后的两段时代。我想无论人们如何试图变更历史的叙述，这就是八十年代历史的那一部分。光亮和阴影就像政治的两支伴生花朵，私欲和爱国就像政治人物的两面，都深深得扎在这片三千里的江山黄土中。土壤里充满了纷争和谎言。

　　 

　　 

　　片段4

　　 

　　但是，事态危险不容我的悲伤继续。因为他再次面临着生死攸关，而卢泰愚是个钟关键。后来常有人说他们情投意合，其实，最初或许是这样，但是执政几年后，他们已经反目了，他最恨的人是卢泰愚，但最信任的也是他。这组成了一个奇异命运共同体。但如果他出事，迎接我和珍熙的是什么不言而喻。

　　而在那一刻，我从他身上看到一种从未见过的痛苦，仿佛不幸降临在这个男人身上，连他也无力了。在这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居高临下地审视他而不再仰视他，他也是个普通人，当大权在握从手中溜走，他能保住谁呢？他没有哭，他是个更冷酷的组成，或许，和我的父亲一样，他们军人是没有眼泪的。

　　大约是在1986年，卢泰愚第一次来找到了我。我和他说了一阵话，他问我：“您和阁下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他的眼睛有种闪烁的狡诈，还有低沉的痛苦。突然，我明白了：“您，您爱他？”他喝了口茶，但没有反驳我，这几乎是默认了。我又补充说：“不是那种爱，但您还爱他。”

　　他深吸了口气：“我可以在您这里呆上片刻吗？”然后他第一次见到了全珍熙。并把自己的手表解下来送给了他。每一次卢泰愚来我的家中，他对全珍熙都非常好，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但却年纪还太小，无知让他显得纯良，卢泰愚把他当作他们中最好的一面。我认为他从珍熙身上看到的不是那个人，而是他们一代人所没有的未来。

　　后来，当金三泳升到政权顶峰夺取总统宝座后，关于过去的审判开始了。

　　在金泳三的法庭上，当全斗焕和卢泰愚等人都被传唤时，我坐在听众席上。旁观了整场审判。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许多知名人士坐在听证证人席上时，都在撒谎。甚至全斗焕的真话还称得上是里面最多的了。崔总统拒绝出庭是正确的，普通人绝不知道，人们前一秒和后一秒对不同人说的话能多么截然相反。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很难理解那个时刻高压下的如履薄冰、言不由衷。这是个生存游戏。比如申总理，他对全斗焕说反对他涉足情报部，对崔总理说不反对也不支持，在我和姐姐私下拜访时，他在酒席上以长辈身份坦然告诫，我们如果失去了新军部的支持，那么朴家就很危险了，对我们父亲的清算几乎可以说是会立刻而燃烧在眉睫的，民主人士在组建政权后，绝不会放过这点来巩固地位。那时，我和全斗焕的关系一直是秘密。而申总理无疑在暗示：他并不反对新军部登顶权利。毫无疑问，金总裁和日益激动的民主活动煽动性，让他极度坐立不安又心生反感。在他看来，维新旧政权至少是稳定的。他是个改良派。但这些深层次的真实主张，都被掩埋在了一次次对话下，而和不同人的对话又必须戴上不同面具，这就好像一个千层饼。你看不出谁在说谎：人人都在说谎。

　　我想，卢泰愚所爱的是能在危急关头牵住他的手走向审判的人，他爱的是一种能躲在不可一世强硬傲慢之后的安全。他聪明冷静、心肠柔软，几乎不像任何前任的军人。这在政治上给予他圜转回腾的余地和助力。国人太容易原谅别人了，人只要一忏悔一认错，就大度原谅了罪行。但是细细想想，道歉能否改变那些过去的泪水？让历史被原谅？或许这不是勇气而是怯懦的逃避。相比之下，全斗焕过于固执，但也正因如此，大家几乎不会背叛他，哪怕车轮从身上碾过，也想要守在身前……

　　 

　　在这个政治的世界，我一出生就被打上了标签，在这个冰冷的世界没有朋友敌人，也没有师生情分，只有利益和时代浪潮的洪流。你只有成功地牢牢抓住机会，抓住你渴望的权力，男人，国家，如果你没有抓住，历史对失败者可不友好。

　　而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的。

　　他的葬礼十分冷清，只有亲朋出席，总统府拒绝了国葬的待遇，在我看来，是十分讽刺的。国民对他表示愤怒，但这样的愤怒难道不是日复一日宣传和推卸责任的后果吗？每一任的政权都在踩着前人的尸骨上台，却在暗地里依旧干着见不得人的权钱交易勾当。金大中有容共，我的姐姐有国师，谁好到哪里了呢？全斗焕是不幸的，他从一个军人被塑造成了一个罪人，而我们的媒体，从来就并不敢于真实的报导客观真相。在全斗焕当权时他们吹捧汉江奇迹的完工，卢泰愚当权吹捧629神话，二金上位时跟着他们大喊要审判历史错误。似乎每一任总统在任时，在媒体口中都那么完美，卸任后，换成敌对者继任，则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身败名裂。而民众就日复一日浸泡在这样的有毒液体中，被洗脑，被点火，被煽动，被利用。真正能看到问题本质的，则往往不会也不愿意说出真相。

　　历史的真相就这样掩埋了，随着他、卢泰愚的死亡，就这样埋入了土中。

　　 

　　实际上，在卢泰愚去世的消息传达后，全斗焕精神立刻衰落不少。“我有预感我活不久了，”他对前去探望的我说，我猜测他和卢泰愚之间还是在竞争。我没有劝他忏悔道歉，这不需要，他让我唱了一首家乡庆北的歌。我说，“你一定要在那边等我呀。”

　　他笑了。和子，你啊，以后每年请记得给我唱一些歌谣吧。

　　第一年追思我去了，第二年第三年或许我还会去，直到我也忘了为止。

　　告别会那天，我赠送了一个花圈，但是花店误用了我姐姐的名字。

（完）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继续写，动笔的原因是梦到了大树下坐着的白色衣服的安静女人，就好像这个故事是她告诉我的平行世界）